《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文章表示，资金融通涉及各方面的问题，都与一个更大的金融框架有关，也就是跟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相关。因为构成这个体系的规章制定、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政策、方法和途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为宗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以提供开发援助为宗旨的世界银行，同时以金汇兑形式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挂鈎、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鈎的双挂鈎金融安排已经破局。但是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并未改变。这样一个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对于二次大战后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例如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防止金融风险能力不够、包容性缺乏等。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各国和国际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努力，旨在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消除或减缓上述种种缺陷。但是，该体系的根本缺陷，即一国的主权货币充当了全球的信用货币并未得到改变。该国货币当局（美联储）只会从本国经济需要出发来决定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有可能与全球的经济需要产生冲突。这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也引发了巨大的产能合作融资需求，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机会。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还衍生了其他融资相关需求，包括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合作、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需求。 

 

如此大规模的跨境融资需求其本身就有进一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动因，同时它又为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过去的二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已超过50%。

 

为了打破这样一种经济格局和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的不对称，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CRA）等。它们可以在「一带一路」当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金融机构本身也能得到发展。这样对现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有力的促进，能够使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为公平、更有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