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理论的新突破，也是今年两会的最热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如何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循环存在干扰的背景下，该如何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张宇燕说，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特别强调新领域、高技术含量和创新驱动。归结为一点，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在于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财富创造和普遍繁荣的基本途径。

「在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决定于劳动和资本投入外加一个余值，即经济增长率减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余值，后被称为「索洛余值」。由于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索洛余值就变换成全要素生产率，即在经济增长中不能由劳动和资本投入数量简单增加得到解释的部分。」张宇燕解释说，解析索洛余值的基本构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把理解新质生产力的钥匙。

经济学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只能来自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也就是单位时间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生产率提高的直接推动力，无非是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生产与贸易，而间接推动力则是制度条件。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升容易理解，在没有技术进步时，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同样可以提高人均产出水平，而且分工的细密程度又与产出效率高度相关，其前提是市场交换，否则专事粮食生产者和专事衣服生产者便会缺衣少食。虽然市场交换可以自发产生，但大范围、众多人参与的分工生产和互惠交换，却需要普遍且有效的制度条件，比如对产权的保护与对契约的尊重。「如此一来，基于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之源泉便更加一目了然，新质生产力的指向也就更为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落脚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三个来源，一个是技术进步，另一个是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再一个是为技术进步和分工交换提供保障的制度条件。」张宇燕解释道。

「在我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应该主要落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关键项之上：一是鼓励技术创新，在此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把斯密提到的「简陋设备」在技术上升级换代、脱胎换骨；二是持续扩大市场规模以使分工专业化更加细密，使潜在的贸易收益更为巨大；三是进一步提升保障产权尊重契约等制度的质量和拓展其覆盖面，也就是保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质生产力中的「质」，应该也必须包括制度的质量。」张宇燕说，实际上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三者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分工和专业化过程中通常伴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进一步细化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更大贸易收益，也为更多的研发投入提供支撑；而所有这一切又都离不开正规和有效的司法行政制度，同时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大也为制度升级提供动力或创造条件。

从增量和存量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在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下，具体应该向何处发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张宇燕认为，可以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来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

如何做大增量？张宇燕认为，国家或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催生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另一方面稳步推进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为主攻方向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创新推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标的制度成果。「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创新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加大科技投入，更意味着要保证投入的质量，也就是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客观条件的前提下，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新质生产力带来的财富增长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与此同时，依靠法律、规章、制度对财产权利加以可信赖的保护，分工、交易和市场拓展才会顺利进行。制度安排关注或协调的主要是生产关系，技术创新和分工专业化属于生产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环境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个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途径是盘活存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已有的人力物力存量中仍蕴含有一定量的增长潜能，这些潜能之所以没有发挥出来，是因为现在的体制机制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阻碍。」张宇燕总结道：「一句话，是因为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在不断完善过程中。释放潜能盘活存量的关键在于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有效激励，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

如何理解盘活存量的关键？张宇燕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得益于瓦特蒸汽机的使用与普及。但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而只是改良了蒸汽机。实际上蒸汽机的工作原理甚至蒸汽机本身早在七八十年前便出现了。为什麽到了瓦特时代它才得以广泛使用？诸多原因中最直接也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英国的工资比欧洲大陆高出许多，以至于使用机器替代人工变得有利可图。更一般地讲，是生产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催生了对机器的需求并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当今世界与两个多世纪前的情形颇多相似，并主要表现在知识、智能、数据、创新能力和相关的制度条件等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了深刻变化。」他总结道。

做大增量、盘活存量，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既是一个发展命题，也是一个改革命题。「而具体的措施，包括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等，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有所体现。」张宇燕进一步分析，引进外资，鼓励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的流动，实际上等于扩大了市场容量。「外部市场竞争加大，对个别企业来讲可能意味着风险挑战。但是从总体和长期来看，这同时也是提升我们自身竞争力，使中国与世界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共同提升的必由之路。不难想象，这种外部竞争压力又能反过来对国内的改革产生促进作用，激励中国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